民国《畏斋藏鉨》手钤本收藏鉴赏

　　《畏斋藏鉨》，高30.5厘米，宽13.5厘米，连史纸本，线装一册。是谱收入《鲁庵所藏印谱简目》：“《畏斋藏鉨》一本。贵池刘之泗藏印。不纪年月。高九寸，阔四寸，黑格，高五寸，阔二寸六。每页一印。”与笔者所见悉同。是谱瓷青纸封面，扉页有吴昌硕“甲子（1924年）初冬”墨书“畏斋藏鉨”，继有近代古物鉴藏家宣哲（1866年-1943年，字古愚，号愚公，江苏高邮人）题序。印谱每半页上印有17×8.8长方黑线框格，书口上印有“畏斋藏鉨”四字，共二十八页。每页黑格中用朱砂印泥手钤一至二鉨，共计三十鉨。

　　宣哲序文写道：

　　古鉨不绝于世，非秦火所得除也。唐以前出土辄侈为符瑞史所载，于纪志者是矣。宋以后谱录家不识其字，多疑六朝人所为。以六朝正书多伪体例之也。倪云林藏九字小鉨，当时皆信为秦物，其文仍传于今，审之乃颇与汉近。汉人之不能为先秦，犹今人之不能为汉也。自海丰吴识别，谓出三代。高南郑所攗釐然于开卷之首，于是古鉨之时代始有定论。近年估人以鉨印来上海者多于古泉。余不爱汉而喜先秦之奇肆，觉其小者尤可信。日月偶获俭于百钮。公鲁先生鉴识极精，勤亦过我。一朝得数十品，何古缘之深也。又以暇时手钤于册以饷同好抑何仁也。他日萃诸谱之迹，暨两家所藏，辨析文字勒为一书以自娱。他山之助舍公鲁奚赖，并祝公鲁它日所获倍蓰什百于斯矣。癸亥（1923年）冬十二月二十又三日高邮宣哲

　　序文首句就肯定古鉨印产生在先秦，但在唐宋时由于谱录家不识古鉨印上的文字，而误以为是六朝人所为。直到清人金石学、考古学家吴式芬（1796年-1856年，字子苾，号诵孙，今山东无棣县人）才将古鉨鉴别为出自“三代”（夏、商、周）。清人高庆龄（字南郑，山东潍县人）在辑刊的《齐鲁古印攗》（清光绪九年，1883年成书）中将古鉨放在开卷之首，于是对古鉨的时代始有定论。因此，到民国初年，古董商人来上海贩卖鉨印的多于古钱。这些便是序文的主要内容。

　　古鉨文属战国古文，它具有战国文字圆转、自然，结构多变的特点。但又不完全同于一般的战国文字，它大都是被美饰而成，加上由于鉨文往往偏旁倒置，有的笔画省略，还有合文（将二字合为一字）等，才使得古鉨印上的文字颇难辨识，正如现代篆刻家邓散木在《篆刻学》中所称：“其用古籀文者，十九不易辨认。”而其风格大致可分为三类：一、挺秀雅致。这类以朱文私鉨为最多。

　　读《畏斋藏鉨》中手钤的三十钮古鉨，古鉨印上的文字确实颇难辨识，如十二钮古鉨印中笔者就有不少文字难以辨识，只能用囗（围框）来表示。这种情况在印学界也往往存在，而且对古鉨印上的有些文字的辨识也时有争议。但对于先秦古鉨印的风格奇特、章法多变和浑穆古朴、形式多样都认同无异。因此，也就为后世引为篆刻印章的主要范式之一。

　　最后，就《畏斋藏鉨》辑刊者刘之泗其人，即序文中所称“公鲁”者，也附带说一下。提到刘公鲁其人，据苏州老前辈说当时都称他为“刘大辫子”。说起其人其事，倒也可以说是吴中收藏界掌故了。

　　刘之泗（1900年-1937年），字公鲁，号畏斋，安徽贵池人。系清末著名大收藏家刘世珩（1874年-1926年，字聚卿，又字葱石，别号楚园）之子。其父世珩死后，他移居苏州大太平巷，终日埋头金石书画之中，至死不割舍头上的辫子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日寇逼近苏州，他全家雇船逃难他乡，家人促其行，而他坚不为动，誓与所藏古籍、金石书画共存亡。旋日寇入城大肆劫掠，所藏古籍、金石书画损失大半。他受此惊愕成疾，不久便去世。他家所藏宋刊《魏书》及元刊《玉海》等善本经郑振铎介绍，让归当时中央图书馆。宋刊《杜陵诗史》，公鲁夫人为生计所迫，出以易米，抵押于人，最终竟不知下落。1974年苏州古旧书店居然于民间重新发现此罕见古籍，时隔半个世纪，终于归于苏州图书馆。他家所藏大小忽雷（我国古代西北少数民族弹拨弦鸣乐器，又称龙首琵琶或二弦琵琶。因其发音忽忽若雷而得名），其中大忽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，另一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。